我的发蒙教育是读私塾，老师是村里的一位前清的秀才。当时课堂的讲台上有一把木板戒尺，谁犯了错就用戒尺打手心，打的程度与犯错成正比。记得一次我被打过，回家告诉妈妈，谁知妈妈连看都没看，就说“打的是反手，又不耽误正手吃饭拿筷子。”当年乡下论方向，没有左右，只分反正。老师打手心，只能打左手，因为右手要握笔写字。
后来，我当老师，那年我只有16岁，只比我教的最大的学生大一岁，而且，刚刚经过了文革，刚刚批林批孔，反过“师道尊严”。就这，家访时家长大都叮嘱，我的孩子不听话就打，就像打自己的孩子一样。说这话，家长常常忘了我也是个孩子。乡下信条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文革前，家里摆神位，供奉的是“天地君亲师”，老师的地位一直是很高的。
我当教师时，课堂上没有戒尺了，但教师手里有一根教鞭，教鞭是劳动工具，急眼了有时候也可以当打人的武器。记得有的老师炼就了一手掷粉笔头的手艺，哪个学生上课做小动作，一粒粉笔头的抛物线，常常稳准狠地落在头上。落了也就落了，回家不敢告父母的。因为父母常常会反问：“你不犯错了，老师会打你？”挨了老师的惩戒，很难自证清白，还是不说也罢。
后来，我有了儿子，当年的我，开始信奉家庭民主，家长以不打孩子为荣。但是，孩子小时候调皮、顽皮甚至赖皮。苦口婆心常常不管用的。有时候一大堆道理，效果还真赶不上扯过来打几下屁股。当时《武汉晚报》上讨论“好爸爸坏爸爸”，我写了一篇《不要怕当坏爸爸》，发在报纸头版。文章的观点引起了很多年轻爸爸的共鸣。
那年，我在电视台做海口教育名师专访，被访的对象面对“你怎么行使教育的惩戒权”一问，很多人常常选择了删除，因为太敏感了；如果我继续追问了，有的人就是王顾左右而言他。只有少数老师坦然相告，一是采取合适的方式，二是把握好这个度。有时候，不表扬学生也是一种惩戒的。
果然，一不小心，教师惩戒学生就成了新闻。有媒体报道，海口市玉沙实验学校五年级一名家长投诉，其孩子在校期间因为作业问题被班主任用戒尺打了，面部出现红肿。经送医检查，孩子右侧脸部红肿、按压疼痛、右耳廓红肿，诊断为软组织挫伤。
对此，当事老师向校方表示，由于期末考试快到了，孩子作业没有按时完成，还模仿家长签名，所以才要打孩子手心。但孩子不肯伸手，加上她情绪激动，拿尺子时不小心挥到孩子脸上了，但未敲打孩子头部。于是，学校对此事高度重视，校领导立即召开会议对此事进行调查，同时也向区教育部门汇报了。当事老师今年24岁，是一名年轻的女老师，在校执教两年多了，表现一直很好，业务能力也很强，所以才当了班主任。学校根据相关规定，决定给当事老师行政记过处分，并对其工作进行调整，不再担任班主任及语文教学工作。但是，该班级共有52名学生，而要求留下这名老师的这封家长联名信上共有40位家长的签名。校方也没有想到，当事老师不想因为这件事继续影响学校主动辞职了。
我相信，此事之后，海口市再也不会有教师敢铤而走险，惩戒学生了。
纳闷的是，一方面，我们在刑法上把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降到了12岁，一方面，却又对老师的教育惩戒权做出很激烈的反应。没有惩戒就没有教育，这种惩戒，我们怎么宁可留给社会，也不愿留给学校？老师不能惩戒，警察就不得不惩戒，事情不闹大，谁都没办法？
我们的学校不敢惩戒，强调正面教育；我们的社会不敢揭露，要求是正面宣传；我们的人物不能批评，强调的是正面典型；我们的工作不准监督，理由是正能量。但我们的一系列堂堂正正的组合拳打出去了，但目的达到了吗？
没有惩戒，怎么教育？难道都留给警察和监狱？
海南矢弓
